版權戰的轉折點，音樂不應陷入惡性競爭觀點
從盜版時代失控的市場到版權利劍下的秩序化演化，國內音樂總體仍在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但對版權的尊重不應該成為海外唱片公司“漁翁得利”的工具，更不應該成為加速音樂產業鏈失衡的導火索。
版權局相繼約談各大在線音樂服務商及音樂版權方的消息，使得在線音樂膠著的版權戰迎來了新的轉折點，而傳出的核心信息便是開放版權。
兩年前的“劍網行動”，結束了國內音樂市場的盜版時代，陣痛之后換來的是音樂產業的重新洗牌，以及整個音樂產業鏈的版權意識。但“版權”卻是一把雙刃劍，為唱片公司和音樂人贏回了“飯碗”，卻也成了在線音樂服務商瓜分市場份額的利器，當“獨家版權”的新聞頻頻曝光的時候，音樂市場離惡性競爭僅剩一步之遙。
版權爭奪的這兩年，為何偏離了初心?
音樂是一個感性的東西，在一些人眼中是夢想，在一些人眼中卻成了生意。在音樂版權正版化之前，不少音樂人痛斥各大音樂服務上的流氓行徑，仍然有周杰倫、陳奕迅等一大批優秀的音樂人出現，如今行業利好之后，音樂創作反倒止步不前。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從大的環境來看，流量越來越分散，直播平臺上的網紅、短視頻里的草根歌手，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新玩法和新平臺。可終究還是要歸罪于各家在線音樂平臺，畢竟這里才是音樂人的主要陣地，也是大多數用戶接觸音樂的主要渠道，但它們似乎在對音樂創作推動上，并沒有發揮出與影響力匹配的貢獻。
不幸的是，在線音樂陷入了兩個怪圈，一個是哄抬價格的版權爭奪，另一個是試圖靠獨家版權壟斷的山頭主義。
“哄抬價格”的現象在今年年后尤為明顯，特別是騰訊音樂一己之力拿下了環球音樂、華納音樂、索尼音樂“三大”獨家版權，盡管原本三四千萬美元的版權費用，在最高時被硬生生抬高到了四億美元。一切或許還是利益在作祟，在版權競爭之初，各大在線音樂平臺并未出現太多過激的行為，卻也意識到了新的競爭形態：不再是一種流量為王的時代，最大的話語權在于掌握了多少版權。
在這個背景下，多米音樂等無力支付巨額版權費的音樂平臺瀕臨破產，或者直接從市場上消失;曾是國內最大在線音樂平臺的百度音樂，在資本撮合之下委身太合音樂，從“親兒子”變成了“野孩子”;酷狗和酷我這對歡喜冤家握手言和，最終又牽手QQ音樂成立了騰訊音樂娛樂集團。阿里音樂和網易云音樂的成功也有跡可循，前者的基礎是蝦米和天天動聽，后者的出線離不開網易的資源和產品上的匠心。
舊巨頭的落幕和新巨頭的產生，伴隨著版權的瓜分鼎峙，一時間用戶需要下載三四個APP才能聽到自己想聽的歌，各大在線音樂平臺的用戶數量也翻倍的增長。嘗到了甜頭的在線音樂平臺，更愿意在版權上持續投入，以至于喪失了理性。比如在環球音樂版權的爭奪上，國內的三四家在線音樂平臺都在溝通，最終在價格上遠超預期。
而在線音樂平臺又是商業化的產物，任性的背后仍需面對盈虧平衡的難題，于是一些平臺在搶奪了過半的版權資源之后，“山頭主義”的傾向也越發的明顯。一方面，有選擇性的進行版權轉授，并淪為借機打壓競爭對手的手段;另一方面，攪亂了整個音樂產業鏈的良性發展，直播平臺、短視頻平臺、音樂改編等等，均因為拿不到轉授權而離音樂越來越遠。PC互聯網時代的玩法再次隱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不過這次的武器不再是流量，而是版權。
國家版權局的兩次約談，意料之內的集中在了兩點，即不得哄抬版權授權費用、不得搶奪獨家版權。兩年前“劍網行動”的行業利好已經被證實，這次版權局的定調或是為音樂版權進行頂層設計的前兆，而這對音樂產業又意味著什么呢?
國內音樂市場的又一個轉折點
版權是音樂產業的命脈，若是想要激活市場活力，最好的方式是經營，絕非壟斷。
上一輪的獨家版權之爭，已經刺痛了整個音樂產業，典型的就是環球、華納、索尼等唱片公司貢獻了3成的流量或拿走了7成的收益，而各大在線音樂平臺也并非是無上限的預算，在版權方面進行了遠超預期的投入，勢必會在別的環節進行妥協。由此導致的弊病就是，大牌的唱片公司靠售賣已有版權就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潤，導致音樂人創作的積極性被嚴重打壓，不公平、不科學、不理智的分配方式必然導致創作的枯竭。
可一旦音樂市場創作乏力，后果不言而喻，試圖澄源正本必須要改變這一現狀，況且在國外已經出現了值得借鑒的案例。
答案正是市場化的版權管理機構，諸如美國作曲家、作者及出版商協會(ASCAP)、廣播音樂公司(BMI)、法國作者作曲者音樂出版協會(SACEM)、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等。比如美國在對音樂版權的管理上通過BMI、ASCAP、SESAC等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之間的競爭與制衡來促使網絡音樂版權保護。
當然，國內也不乏類似的組織，1992年成立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是國內唯一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也是專門維護作曲者、作詞者和其他音樂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非營利性機構。而當前的《著作權法》也有相關的規定：錄音制品在首次出版3個月后的使用權利要交給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代理”。
只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市場并沒有按照這種約定的模式運作。特別是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的版權曲庫占到了中國總曲庫的90%，其中有獨家權利的版權占到了總版權曲庫的80%，某種程度上取代了音著協的社會職能，成為實際意義上的音樂版權管理組織。將版權的管理權交給在線音樂的競爭者，顯然是不合理的。
不過，如果現有的競爭模式被改變，無疑會是另一輪的洗牌賽。某些在線音樂平臺賴以生存的獨家版權不復存在，需要依賴產品和服務去爭奪用戶，再依靠用戶忠誠度和資源投入來競爭活躍的創作者。儼然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的，卻是用戶和音樂人翹首以盼的。用戶只需要一個APP便能聽到所有的音樂，整個行業關注的重心不再是冰冷的“版權費”，而是音樂和音樂人本身，音樂人創作出優秀的作品，獲得應該得到的關注和收益，進而延伸到音樂的上下游，這才是行業的正確模式。
應該說，在國家版權局的約談之前，全面版權還只是少數派的理想國，可從目前來看，情況會愈發的樂觀。一則國家版權局對音樂版權進行頂層設計的積極態度已經十分明顯，不排除采用市場化的方式來集中管理版權;二是采取符合市場規則和國際慣例的授權模式，也是中國音樂國際化接軌的一個標志，對中國的軟實力輸出做好鋪墊。
結語：從盜版時代失控的市場到版權利劍下的秩序化演化，國內音樂總體仍在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但對版權的尊重不應該成為海外唱片公司“漁翁得利”的工具，更不應該成為加速音樂產業鏈失衡的導火索。
有了規則才有更大的想象力，在頂層設計上推動“全面版權”的落地，在市場運作上展開更良性的競爭，才是音樂市場走出惡性競爭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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