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只有提高效率和品質，才能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金融
中國投資建設的體量已經非常大了，現在的經濟需要強調發展的質量，發展的效益，大量的投資推動GDP的增長。
2017年，全球政治經濟發展可謂有驚無險。展望2018年，中國如何妥善應對更加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如何繼續平穩推進“一帶一路”戰略落實，如何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如何通過新一輪結構性改革令中國經濟找到可持續新動能，如何在社會保障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更有作為，均廣受關注。
2017年11月28—30日，由《財經》雜志、財經網、財經智庫、海航集團共同主辦的 “《財經》年會2018：預測與戰略”在北京中國大飯店拉開序幕，多位政界、商界、學界知名人士再度相聚，深入分析全球熱點，全面展望2018年全球及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科技新趨勢，共同尋求中國與全球發展新動力。
11月28日上午以“十九大后的經濟展望”為主題的全會一，邀請到了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 金融專業人士朱云來、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常務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員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六位嘉賓，進行了相關話題的討論。
以下為論壇演講主要內容，經編輯整理：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論壇中表示，全球化已經出現了新的格局，這個格局從美國的頁巖氣技術突破開始，現在全世界能源的生產和銷售的走向與十年以前相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變成了能源輸出國，中東、加拿大、俄羅斯等國家也相應做出了改變，這對國際的政治、外交、軍事等一系列都產生了相應的影響。
對中國來說，由于天然氣價格的下降，引起石油價格的下降，造成能源領域投資減少的數額是數以萬億美元計的，投資的減少引起一系列投資需求的萎縮，延伸到鋼材、鐵礦石等等，中國的產能過剩與此也有直接聯系。
同時，更重要的影響是美國的政策，如果美國的減稅政策能夠完成立法，美聯儲的縮表加息也能夠逐漸往前推進，全世界的資金流向美國流動的趨勢比現在速度還要快，規模還要大，這對中國企業肯定會有影響。所以，中國怎么樣保持相應的投資增長，避免出現完全靠提高貸款、搞基礎設施的投資結構，目前的挑戰還是非常嚴峻的。
“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的同時需要有設定增長目標，如果未來十年、二十年能實現，中國就非常厲害了。如果中國經濟增速下降，此前取得的優勢可能會逐漸喪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會上強調了重視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性。“未來如何掌握好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也要保證適度經濟增速是非常嚴重的挑戰。”
金融專業人士朱云來也與現場的嘉賓分享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當前經濟一直處在一個高速增長的過程，多數人天天在講GDP發展的速度，但實際上忘了我們增量同時帶來了巨大的存量。中國投資建設的體量已經非常大了，現在的經濟需要強調發展的質量，發展的效益，大量的投資推動GDP的增長。追求短期快速增長的目標，并不見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中國的長遠增長率，仍然是非常有信心的，最根本最重要仍舊是我們生產的規模、體系以及中國能夠提升的科技能力。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則對結構改革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把經濟增長目標定的稍微低一點，適度一些，讓我們有更大的空間來實現結構改革。” 白重恩談到，今年到現在為止，確實是可以說經濟穩中向好，數據上有不少亮點，尤其是企業的利潤增長的比較多，而且是在負債比較多的行業，企業的利潤增長了，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們的債務風險。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認為，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超常規發展帶有明顯粗放特征，但粗放必然沒有可持續性，隨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環保問題、食品安全問題、收入分配問題都是潛在風險威脅，需要通過改革攻堅克難的問題。十九大給出了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未來目標，有一個明顯的信號是，十九大報告通篇不提GDP，這是一個明顯趨向，質量第一、效率優先，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賈康強調，要看到GDP指標的局限性，只能反映經濟總量，不能同時反映經濟結構的優劣、效益水平的升降，必須要輔助其他指標。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指標體系必須出來，什么叫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沒有指標體系衡量是不可想象的。這是一個必須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努力解決的問題。”賈康總結。
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認為，全球經濟貿易都處于比較低迷的狀態，國內的要素條件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是成本處在持續上升的階段。建立在原有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產業結構，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增長目標的要求。所以“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的提出，要把供給側改革作為主線加以推進，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而如果沒有產生升級，我們就難以實現原定的增長預期目標，且有可能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更長的時間。
而產業升級有兩個主要推動力，一是創新，二是結構升級。但目前的產業結構升級，還有點滯后于需求結構的升級。因此，我們需要更好的激勵機制，包括更完備的產權制度，尤其是知識產權和收益權的保護。對于建立市場化的制度環境，政府應該通過改革減少準入壁壘和行政壟斷，減少政府對微觀活動的干預，特別是地方保護，使得企業家能夠更便利的組合、配置各種要素。
在談到前段時間的產業政策爭論時，徐林表示，對于官員來說不存在做和不做的選擇，官員議論的是怎么能夠使產業政策更有效。即由過去的歧視性的產業政策，更多的轉向功能性的產業政策，即強化對產業升級一些共性、薄弱環節的資源配置和支持。 而不同時期的薄弱環節也相應不同，90年代，中國普遍的薄弱環節是在一些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過去我們以彌補短缺為主要目標的產業政策，相對比較成功。但在目前的階段，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目標是提高效率品質，因此，政府會同企業和產業交流，來判斷何為薄弱領域。
徐林最后總結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它的結果是供給結構的升級和效率的提高。
來源|投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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