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云倡議制定“數字經濟法”，這里有三個關鍵問題觀點
2018-04-24 01:02
發展數字經濟，當前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有自己的特點，在各國當前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中。
“人類正在進入IoT（物聯網）時代，萬物互聯將會帶來數據爆炸。今天全世界都面臨數據時代帶來的挑戰，但今天的數據和未來相比，只是滄海一粟。在這樣的未來面前，中國當前需要一部數字經濟法。”
在4月22日上午舉行的“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開幕式上，馬云倡議應該將“電子商務法”升級為“數字經濟法”，“這部數字經濟法不僅僅是監管法，而應該是一部發展法、一部未來法、一部全球法，它是著眼于事業發展、面向未來、有全球眼光和擔當的的法，我們建議完善相關法律。”
不愧是馬爸爸，又提出一個攸關時代未來發展的關鍵問題。鑒于“數字經濟法”在世界范圍內都堪稱是相當前沿的立法課題，這里有三個關鍵問題，如果大家能夠理解，可以說就掌握了這一立法倡議的正確打開方式。
關鍵一：立法倡議的價值何在？
這些年，我國的電商發展可以用迅猛來形容，客觀地說，阿里是這股潮流的引領者，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將電商這個詞等同于阿里或淘寶。在這股潮流里，“電子商務法”順勢誕生，也為整個電商生態的良好發展劃定了符合各方利益的邊界。
而當前，電商雖然依舊在蓬勃發展，但正如馬云所說，“電子商務只是數字經濟的序幕，很小的一部分，數字經濟將全面影響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遠遠超越電子商務。”電商這個概念在新的發展潮流里，已經不太夠用，而且阿里這個生態也早已經突破了電商的范疇，大數據、人工智能、智慧應用等等……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能夠適應甚至再次引流下一波趨勢潮流，馬云登高一呼，率先倡議構建數字經濟法，也就不難理解了。畢竟，正如阿里率先號召擁抱新零售、王興第一個喊出互聯網下半場、李彥宏allin 人工智能一樣，善于造勢的才是一流企業，關鍵還是要看造起來的這股勢是否真的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
而外界的可能，則與“電子商務法”的修訂密切相關。事實上，早在2016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草案》就已提請初審，去年11月初《草案二次審議稿》再次面向社會征詢意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討論的焦點聚焦在稅收規范、自然人準入門檻等等上，但一直未有定論，且在新的數字經濟范疇下也有不少邊界和規范尚未界定。
這是馬云倡議將“電子商務法”升級為“數字經濟法”的背景所在。
馬云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但其身份其實又不止于此。就“數字經濟法”而言，這也不是關乎一家企業的立法訴求。畢竟，一旦這一倡議成行，得益的不只是整個電商業態，可以說對于當前數字經濟發展下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都有普遍的價值。
當然，價值的大小，其實和筆者的下一個關鍵問題緊密相關——數字經濟發展下，我們究竟面臨怎樣的新問題、新挑戰？我們是否已經到了必須制定數字經濟法的階段？
關鍵二：我們是否已經到了必須制定數字經濟法的階段？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先讓我們看看近些年數字經濟的發展情況，這也可從這兩天國家正在召開的網絡強國相關會議得知一二。
在數字中國、網絡強國的戰略指引下，隨著《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等的部署，過去兩年間，移動網絡服務質量和覆蓋范圍持續提升、基礎設施更加完善，中國數字經濟的崛起勢如破竹——中國占全球電子商務的比重已經高達42%；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初創企業有三分之一在中國；中國每年的移動支付總額更是美國的11倍……不止是網上購物、共享單車等業態，如今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也正日益滲透進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中國數字經濟迅猛發展的背后既有7億多網民的巨大人口紅利以及相應的巨大消費市場，也離不開豐富多樣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以及監管者和政府對技術發展的友好態度。
不過，從電商到數字經濟的蝶變速度確實太快了，基于市場的創新具有內在不可預測性，與創新有關的預期常常會過度高估或低估現實可能，也因此，在新業態、新經濟下催生了不少諸如網絡詐騙、網絡刷單、信息安全、知識產權保護、數字貨幣虛假繁榮、營商環境失衡以及金融、稅收、債務風險等的新問題、新挑戰，亟需政府和監管部門劃定邊界，引導和優化整個業態的良性發展。
簡單舉兩個例子。一位檢察院系統的朋友告訴筆者，最近他們在做網絡上侵犯知識產權的調研報告，比如銷售高仿產品，賣假的阿迪、耐克，高仿的GUCCI之類的，涉案的很多都是類似微商這樣的群體，而在其附著的網絡平臺上，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定和監管規定，這一塊還是個空白。
而河南駐馬店的一位公安系統朋友，在一次聚會中坦言，過去駐馬店名聲不好，騙子橫行，現在網絡越來越發達，駐馬店地區的詐騙產業也算升級換代了，以產業為集群，形成了陶瓷詐騙、電商詐騙、信用卡詐騙、古董收藏品詐騙等多個產業鏈，并且分工明確，甚至每個地理區劃的詐騙產業都有明顯的集群和區分。他就曾遇到一位販賣乾隆玉璽的老爺爺，據說這位老爺爺是賣掉房子買的玉璽，一買還買了倆。當然，玉璽的實際造價，大概100-200元。
在數字經濟下，涉及信息安全、數據安全的案例更是數不勝數，前段時間Facebook數據泄露事件的沖擊依然還在，區塊鏈行業近期高發的財產損失也在不斷拷問著人性和監管，在我們日常生活場景中，涉及到的諸多個人數據、隱私信息的獲取、存儲及監管，也都亟需劃定更清晰的管控和防范框架。
再比如網紅經濟等新經濟業態中的納稅問題，知名網紅跳個舞、唱個歌可能收入就有數萬、數十萬，他們該不該交稅？肯定得交稅，但是相關的稅收監管卻很難，一個網紅可以今天在深圳曬一曬，明天去北京秀一下，要到哪里去交稅，可能已經突破了國內的繳稅問題。未來新的業態可能更難以管控，需要給予更多關注。
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結數字經濟下的經驗和挑戰，立足全范圍、全產業的高度來研究、制定數字經濟法，確實很有必要。
關鍵三：全球化視野：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數字經濟法？
數字經濟天然有利于市場，有利于提高生產率，有利于全球化。但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管，數字經濟可能導致嚴重的經濟失衡，甚至影響到社會穩定。
不過，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數字經濟法？國外的經驗如何？我們當下的核心關照又是什么？
馬云在演講中強調說，舉綱才能目張，創新發展思路，從技術創新開始走向制度創新。中國在數字經濟上的制度創新，是對世界真正的貢獻，也是對世界真正的擔當。
從國外來看，發達國家為發展數字經濟，不僅依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人力資源，還通過建立數字經濟的戰略規劃，并對涉及的重點方向進行扶持。例如，英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均推出了各自的行動計劃，英國不僅于2015年頒布了《數字經濟戰略（2015-2018）》，側重對數字文化創新的扶持和激勵，其還于2017年頒布了《數字經濟法第1號條例》，出臺了著名的“三振機制”。
在各國當前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中，數字文化創意內容和信息化服務是其中的重點方向，不過他們對正在或可能受到數字化影響的領域及產業的關注和重視還遠遠不夠，如以醫療設備、軍工及運輸為代表的工業控制領域，以及與智慧家庭、智慧工廠、智慧城市相關的物聯網領域。
當前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有自己的特點，不過，在全球化視野中，知識、技術、人力、資本等各項生產要素都在加速流動、集聚，吸取國外的經驗教訓同樣重要。舉例而言，在數字文化創意這個交叉領域，我們同樣需要汲取所長，來推廣中國的“軟實力”；在信息化服務這個方向上，以信息化手段、電子政務等促進政府效率提升，遠程醫療的實施有助于提高基層醫療水平，等等。全球正面臨一個新的洗牌契機，數字經濟的發展優劣，是決定國別競爭的核心因素。發展數字經濟，中國確實需要掌握規則制定權。
在筆者看來，為了實現數字經濟的潛力，并避免其可能的弊端，需要構建公正包容的社會制度來保護產權，確保有效市場，并給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更寬松的鼓勵創新的法治環境、營商環境。換句話說，一切都取決于清楚、合理、有效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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