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人要負責失敗 | 2017年終盤點通信
事實上，2017年人們心心念念的那些情結，的確與2016年以來的跌宕起伏有很大干系。
“如何總結即將過去的2017年？”
“你現在還認為2016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嗎？”
這條社交媒體上的段子，非常符合當下“云焦慮”思潮的主流審美。雖然其內核不乏回憶濾鏡和思維惰性，但依然有可用之處：同比或環(huán)比分析，本就是年報研判的重頭戲。
事實上，2017年人們心心念念的那些情結，的確與2016年以來的跌宕起伏有很大干系。
話很多，我們慢慢說。
不欠債，毋寧死
現在回首2016年，那刀兵四起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本能的求生欲望促使人們在中介的撮合下，去敲開一扇又一扇或破敗或擁擠的門，以防被時代列車拋下。炮聲迫近的車站，難民潮水般涌向最后一節(jié)車廂：2016年9月30日，倒數第二班列車開出；2017年3月17日，最后一班列車鳴笛。還扒在車廂上不肯放手的，都被齊刷刷砍斷手指。
這是打了極大折扣后，由國家統計局收集的官方數字，2016年最高點時，北京二手房同比價格指數為140.5%――
（北京二手住宅價格指數）
所有擠上車的人都應當慶幸。根據2017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顯示，從2013年到2017年，所有主動負債家庭的財富年均增長率為9.9%，比那些沒搭上車的家庭要高2.4個百分點，四年下來的平均財富差距，更是高達34萬元。別小瞧，這相當于全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的10倍。也就是說，如果你在2014年谷底買了房，等于比那些沒上車的人多賺了十年工資。
而這還是全國平均數據，具體到北上深等一線城市，可以去水木等跳樓氣氛濃厚的社區(qū)圍觀，那里每天都會上演各式沒上車或上錯車的人間劫難小劇場，在此不表。
經歷了這樣一輪財富跌宕，再沒心眼的人也發(fā)現了一個規(guī)律：買房，或者說負債，才是撬動財富杠桿的真正法門。按吳曉波的話說，?潘康囊?行負債率為零。
于是這個本性上厭惡風險的民族，開啟了全民借貸的浪潮――
（圖片來源：《中國工薪階層信貸發(fā)展報告》）
這條曲線，叫“家庭杠桿率”，即普通家庭貸款余額占GDP的比例，可以衡量出一國居民負債水平。不難發(fā)現，雖然國人負債增加的根源出自2008年大放水，但2016年的宏偉之力依然令人耀目，不僅將原本平緩的曲線硬拔出一個陡峭坡度，且威力不衰，延至如今。考慮到中國居民財富占全社會財富比重較低，這樣迅速攀升的杠桿率水平其實已經值得警惕。
你以為這樣人們就收手了嗎？當然不會，即便房產持有率接近90%，工薪家庭的購房意愿依然高達25%，這其中占23%的家庭都已經有房，即只有2%的家庭是真正購買首套房――誰也不愿意再錯過下一班列車，誰也不能阻攔國人追逐負債的迫切心情。
于是到2016年底時，房貸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經高達68.3%。并且人們還在努力加碼。
我們這樣迎來了2017。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吃虧
而2017年密集出臺的房產新政，卻以凍結交易的方式，瞬間冰封了家庭資產總額的70%以上（參見上文北京房價曲線圖右側，少部分城市除外）。這下不光是沒上車的痛哭，在車上的也茫然：折騰了一年房子，接下來干啥呢？
在平行世界里，另一場人生游戲同樣激蕩不息。
肇始于2014年的“全民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直接將數以百萬計的中青年腦力勞動者投放到殘酷的創(chuàng)投游戲中。他們也習慣于在風口上，享受著遠超出國民平均收入的感覺。下圖中高高在上的藍色柱狀圖，象征著中國式“新中產”的榮光。
（2015年中國各行業(yè)平均工資）
然而，風向在2017年開始全面逆轉。創(chuàng)投兩端都開始大幅度趨冷――
（數據來源：IT桔子、投中信息）
無論是看新公司數量，還是投資趨向，都可以明確無誤地感受到回落之勢。當大煉鋼鐵一般的創(chuàng)業(yè)熱潮逐漸褪去，“市場上全都是FA，好項目倒是沒幾個，忙兩年也不開張。”
2017年10月時，虎嗅曾經刊登過一篇熱文《我們終于都消停了》，說的就是這種心態(tài)――
那時候，中國處于一種追逐財富的亢奮和創(chuàng)業(yè)的狂熱中。我和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那種狂熱中辭職，跳槽，創(chuàng)業(yè)，改變人生軌跡。
大家都在盡量的折騰。
但近兩年，我發(fā)現大家都開始“消停”了。
剛剛享受完房價上漲推動家庭財富增長的快樂，新中產們就一頭撞上了行業(yè)低谷。可是那些在階梯上升中逐漸打開的胃口，卻再也縮不回去了。這其中，既有勃發(fā)的消費需求，也有對自己的人生期許。
然而，不能買房，創(chuàng)業(yè)又遇冷，你讓這些早已不安分的靈魂如何自處？
不要忘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隨著互聯網變現渠道的興盛，以及全民創(chuàng)業(yè)熱潮的泛濫。人們愈發(fā)堅信互聯網給了普羅大眾足夠的支持，讓每個能獨立賺錢的人都有機會把自己做成生意。而那些經過一輪又一輪做號熱潮、直播熱潮、知識變現熱潮后，還在上班打工的人，無疑是被時代拋棄的落魄者。
于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吃虧，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數據，忠實反映了這個社會思潮――
（數據出自知乎用戶“chenqin”）
這項調查問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社會有10個階層，你認為自己處在哪個階層？結果有60%的人選了比自己實際所處階層更低的階層（根據其收入可計算實際所處階層），對自己所處階層做出恰當判斷的人只有10%。全社會自報階層平均值只有3.9，和5有不小差距。
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在吃虧，甚至于自覺或不自覺地放低自己。這種情緒，貫穿了2017年。
比喪更喪的
2017年5月時，我曾在《喪逼簡史》一文中表了個態(tài)：如果進行2017年年度漢字評選，我現在就提名一個字――“喪”。
到現在了，我也沒發(fā)覺有能超過這個字的選項。
因為隨后又衍生出了一系列喪文化詞匯：佛系、脫發(fā)、涼了……而且所指代人群也迅速蔓延，堪稱全民皆喪。不信，你去問問第一批90后。
可這終究是耍小聰明式的假自嘲，自稱喪的人，大多是叢林法則和社會金字塔的真正擁護者，并心心念念希望通過這個體系換來更多的名利以及社交認可。聽聽――“又一年過去了，怎么樣，夢想是不是更遠了？”
所謂喪，其內核還是不甘，還是覺得我怎么沒別人混得好。如果再套上年初濫俗的“階級固化”討論，這兩種思潮的合力就是“別關門，我還想繼續(xù)上車啊！”
然而，真正的喪也出現在這一年。
先是年初一篇《深圳兩套房，面臨失業(yè)，中年財務危機引發(fā)家庭悲劇》刷爆中產朋友圈，接下來“華為開始清理34 歲以上職員”的傳聞又加劇了技術白領的焦慮感，最新的案例，則是前幾天中興42歲老程序員墜樓事件，為全年劃上一個悲情句點。
人們紛紛開始兔死狐悲，物傷其類――“這種失業(yè)悲劇會輪到我頭上嗎？”
很有可能，大量出現的薪酬倒掛現象，預示著BAT們不會為你養(yǎng)老。而根據招聘網站拉勾的調查，出于低人力優(yōu)勢等多種原因，國內科技領域的年齡警戒線并不高，只有35歲。
沒錯，35歲。倒推一下，正是2000年左右入學，中國第一批既不包分配又趕上高校擴招的大學生。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提速，未來這樣的悲鳴只會越發(fā)普遍，華為中興只是起步早動手早而已。
在這個單向欲望水泵永無停息的時代，總有人要負責失敗。
單向欲望水泵
學界對于債務風險的界定為，總債務不超過家庭年收入的400%。然而中國有將近20%的家庭突破了這個界限，換算下來有將近2.4億人。這其中有下崗后養(yǎng)不起全職太太和兩娃的程序員，也有被現金貸逼上絕路的更低收入群體。
無論是滿足中產階級兩房兩車兩娃的標配生活，還是讓10億缺乏信用記錄的人群也能用上iPhone，伴隨這個過程，互聯網金融機構們在2017年接連興盛、違約、跑路。區(qū)塊鏈不僅是騙子的金手指，亦成為部分互聯網公司挽回業(yè)績的強心劑。
表面上，是消費主義把失業(yè)中年逼上了天臺，而實際的根源還在于單向欲望水泵，或者說，是人們對“個人主觀能動性”的迷信。
作為提倡“個人主觀能動性”的代表，作家連岳在2017年寫下多篇文章力捧這種心態(tài)――
賺不到足夠的錢？那是因為自己不值錢。
我很多朋友勤奮而聰明，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他們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是啊，承平日久，我們已經對自己所處境遇愈發(fā)模糊，讓太多人誤以為自己并非凡俗，既天資聰穎又生逢盛世。總以為已經搭上人類史上速度最快的復興號列車，可以在沒有盡頭的上升螺旋中享受時代紅利。
這種樂觀的直觀表現，就是上文中那不斷高企的杠桿率，亦是單向欲望水泵快速運轉的象征。而更深層的心理動機，還是相信只要自己跑得足夠快，就不會被影子追上。如果誰要是倒霉了，那說明跑得還是不夠快。
這種價值觀的擁躉為數眾多，其中也不乏很多成功人士。直到杭州縱火案發(fā)生，才發(fā)生第一次明顯的動搖。
“從見縫插針的希望到大水漫灌的絕望往往不需要很久”
網友“Jackie .Meowww”在杭州林先生遭遇滅門慘案后，發(fā)了這樣一段感慨――
我們國家是這樣的，如果你一輩子不攤上什么大事兒，那幸福指數是真的很高。
可一旦攤上大事，從幾千萬身家的小富豪，到每月幾百的農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弱勢群體。
大多數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都有個很樸素的邏輯：就是那些維權的，找媒體的，都是窮人，都是社會底層。我努力掙錢，好好工作，多認識幾個當官的經商的，不惹事不鬧事，本本分分過我的小日子，那些糟心事兒肯定通通和我沒關系。
其實呢？大家平時都是BAT工程師，江浙滬小老板，外企資深HR，光鮮亮麗，文明禮貌，看美劇聽巴赫，談投資聊上市。一旦出了事，橫幅拉起來，膝蓋跪下來，和進城討薪，在包工頭面前磕頭的農民工其實沒啥區(qū)別。
這算不上多么高深的見解，但卻力透紙背。因為人們眼睜睜看著能夠在錢塘江邊住豪宅的小富翁，淪落為江歌媽媽一般的微博上訪戶。甚至于可能還要指望被告保姆的辯護律師，以非常規(guī)手段，去贏得請那些本不可能登堂作證的公共機構成為證人的機會。
就在昨天，有人問王志安：“杭州保姆案（的訪談節(jié)目）還能做下去嗎？”
“不能。”
仔細品品這兩個字。
起碼已經有人品出味道來了。這個人叫“風小餮”，曾經是著名的“小粉紅”代表之一。（這個定義非常不嚴謹，如此稱呼只為便于理解）
風小餮在2014年時，寫過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叫《脖子上套餅的懶媳婦》。在文章中，她形容那些擔憂互聯網資源逐漸消失的網民為“不會伸手轉餅，導致脖子上套餅也餓死的懶媳婦”――
究竟是什么，讓你產生了在不斷開放的中國會被網上的一堵墻困住的錯覺？
未來的青少年們，可以在人人網和Facebook之間自主做出選擇（Facebook即將進入中國），他們不用擔心在人人網上遇不見外國小伙伴，因為外國留學生及他們的朋友會自然地慕名前來；
未來的青少年們，會在電視里看到《冰與火之歌》《紙牌屋》及更多國外電視劇；
三年過去了，這幾點在中國目前是什么現狀，似乎也不必贅述了。而數年來一直因這篇文章被網民詬病的風小餮，也終于無法忍受那個曾經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于2017年年尾，發(fā)了一篇“道歉信”――
從目前對互聯網的管理現狀來看，我是欠圍觀群眾一個自打臉的。
2014年時，我覺得只要個人好好拼搏就一定會有自我成就的一天，我一定是上升期的幸運者，不會是歷史倒車的遇難者。
然而，很多事情發(fā)生了變化，我也經歷了各種大小不同的“喪”，時常感覺有人捏著我的鼻子往我嘴里塞藥丸。
如果問我2014年是不是傻，我只能說，是的，挺傻。
正像黃薄碼所說，“從見縫插針的希望到大水漫灌的絕望往往不需要很久，你不能解開一條沒有系住的船，不能聽見一個穿著皮裘的影子，同樣也不能穿過陰暗的生活而不懷恐懼。”
………
36年未動的主要矛盾，在今年被更換了，說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但還有另一個版本的描述，或可參考――
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水平與依舊稀缺的尊嚴感之間的矛盾。
希望在2018年，每個人都能活得更有尊嚴，哪怕一點點。
題圖：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原文鏈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27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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