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脆弱”的印度野心，Copy中國能成功嗎？互聯網+
導讀
“果鏈外遷”是必然趨勢，但“外遷”實則是一個中性表達。從歷史經驗來看，過度的外遷固然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但合理范圍內的
“果鏈外遷”是必然趨勢，但“外遷”實則是一個中性表達。從歷史經驗來看，過度的外遷固然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但合理范圍內的產業外移實則是產業升級的過程，更有利于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果鏈風云》是騰訊科技推出的蘋果產業鏈研究策劃，本期聚焦蘋果力推產業鏈及相關業務布局印度的主因及挑戰的分析。
“果鏈外遷”是必然趨勢，但“外遷”實則是一個中性表達。從歷史經驗來看，過度的外遷固然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但合理范圍內的產業外移實則是產業升級的過程，更有利于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作者：山核桃
1974年4月，19歲的喬布斯來到印度，正式開啟了他長達7個月的修行之旅，彼時的他或許并沒有想到，時隔半個世紀后，這片曾改變他一生觀念的土地將會成為蘋果的“戰略重鎮”。
同樣是一個4月，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依舊是一身黑色T恤的庫克出現在蘋果首家零售店門前，一臉笑意地看著眼前人們的歡呼。無論是業績表現，還是戰略動作上，庫克儼然將布局印度的野心也寫在了日程表上。
庫克與印度果粉共同迎接在印第一家直營零售店的開業 圖片來源：twitter
在新一季財報發布后的電話會議上，庫克提到了20多次印度市場，他強調：“印度市場十分讓人興奮，那里的市場活力令人難以置信。”
蘋果新一季的財報顯示，在收入上，包括印度在內的亞太其他地區收入增長了15%，已達到81.19億美元，而曾經被蘋果視為增長引擎的中國，營收卻同比下降2.89%。
一邊上升，一邊下降，對與蘋果唇齒相依的“中國果鏈”而言，隨著供應鏈的轉移，收縮的信號已十分明顯。
蘋果代工巨頭緯創關閉了位于泰州的代工廠，包括富士康、昌碩等代工廠的用工缺口明顯收窄。一位負責長三角地區的招工中介表現出了從未有過的擔憂：“（緯創）曾經也是上萬人的大廠，如今也撤了，今年壓力很大”。一位在今年4月選擇離職昌碩的工人表示：“過去旺季一個月能掙到七八千，現在一個月加班滿打滿算也只有4000多。”
產業鏈下游的陣痛來自于上游“鏈主”。在中美博弈與全球消費電子的緩慢復蘇中，庫克再度使用了蘋果的“供應鏈藝術”，期冀在印度復制中國的奇跡。一位富士康印度園區管理層人士在接受國內媒體采訪時，這樣形容中印果鏈的生存狀態：“淡季期間，減產減的也是中國產能，印度全是滿產。”
種種跡象均在表明，果鏈加速轉移似乎已成為確定性的趨勢，但印度并非是理想中的“淘金地”。就在5月初，據印度媒體消息，緯創或從印度整體撤離，計劃在2024年解散其在印業務。
某種程度上來說，重倉印度，既是庫克與蘋果“復制中國奇跡”的野心，也是業績與政治雙重壓力下的一種無奈選擇。而“果鏈”集體奔赴印度，確實為印度崛起與蘋果帶來了新的市場機遇，但這種野心注定是脆弱的。中印兩國市場環境的巨大差異，讓蘋果copy China從一開始起，就是一場漫長的游戲。
本文主要嘗試解答三個問題：
1、庫克為什么這么愛印度？
2、印度能copy China嗎？
3、果鏈轉移，對中國企業意味著什么？
2016年，庫克訪問印度，在會見了印度總理莫迪后，庫克來到一座印度寺廟，在前額點上了紅點，以祈求蘋果在印度市場的好運氣。
如今，盡管庫克與蘋果將印度市場取得的耀眼成績寫在了明面上，但不可否認的是，從首次在印度銷售iPhone再到在這個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擁有自己的直營零售店，蘋果整整花了15年。
時間撥回2008年，當iPhone首次亮相印度市場時，不僅比美國晚了將近1年，也尚未出現排隊現象。如果梳理蘋果的印度之旅，正如庫克本人所言：“這是一段漫長旅途”，減速與加速同時存在。
事實上，盡管反復強調印度的重要性，但蘋果在印度市場的表現此前并不盡如人意。
2015年，蘋果在印度的年度銷售額才突破10億美元，蘋果在印度的市場份額也都很小，巔峰時期不過5%。僅從出貨量和年增長率來看，很長一段時間內，蘋果在印度市場都被列為“others”，排名靠前的是三星與眾多中國手機廠商。
減速的背后，是蘋果對印度市場反應的遲滯。一方面，在定價與產品服務上，在對價格極為敏感的印度市場上，蘋果依舊遵循了過往的商業模式與產品策略，放棄“機海戰術”，依舊堅持用高價與有限機型打動印度消費者，同時在產品服務商也缺乏對本土市場的定制化。
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印度的關稅政策限制，蘋果缺乏本地產能與本地直營店。在中國企業紛紛在“印度制造”浪潮下，迅速建設本土手機制造工廠時，蘋果則顯得漫不經心。
但轉折發生在2017后，從產品到組織到供應鏈再到政府關系，蘋果開始主動加速這段旅程。
一個最直接的信號，就是針對印度市場的降價策略。
蘋果借助大幅折扣吸引不同社會階層的印度用戶，同時區別于過去低調的營銷策略，借助銷售合作伙伴，為印度用戶提供更多元的支付選擇。
iPhone 11就曾是助推蘋果印度市場反彈的功臣之一。為了迎合印度的排燈節促銷，蘋果打出了“購買iPhone 11系，送AirPods”的廣告，并與Flipkart等在線合作伙伴推出了月付計劃。
另一個信號則是，蘋果也開始勸說其供應商布局印度，以保證本土產能與成本優勢。2017年，蘋果代工制造商緯創開始首次在印度班加羅爾組裝iPhone SE，2020年，在印度政府宣布的大規模電子產品生產激勵計劃的16家公司中，富士康、鴻海、緯創與和碩等蘋果代工廠均出現在這份名單上。
庫克本人也在頻繁向印度示好，盡管并未頻繁到訪印度，但在蘋果公司內部，印度市場地位正在提升。
根據彭博社報道，蘋果公司正在調整其國際業務管理層，印度也將首次成為蘋果公司單獨的銷售區域。此前，負責印度、中東、地中海、東歐和非洲地區的副總裁Hugues Asseman最近退休后，蘋果也有意提拔此前的印度市場負責人Ashish Chowdhary。
而蘋果目前主管全球供應鏈的運營副總裁Sabih Khan同樣也是印度人，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管理層變動均發生在蘋果對印度市場態度的轉變期。
Counterpoint高級研究分析師Prachir Singh向財經無忌分析：“在印度消費者中，蘋果一直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品牌。在過去幾年里，價格曾一直是一個障礙。然而，隨著蘋果制造和本地化的增加，蘋果通過提供各種優惠和融資方案，提高了iPhone在印度的接受度。”
看似重倉印度，但庫克也充滿著種種難以言說的無奈。
在業績增長與政治博弈等多重壓力下，印度成為了蘋果一個“不得不”的選擇。
首先，在業績與久無創新性爆品的壓力下，盡管庫克一直在強調“軟硬結合”戰略，但蘋果這幾年的營收支柱依舊靠iPhone掙錢，如何賣更多的貨，尋求利潤增長，作為新興市場的印度毫無疑問是一個新增長點。
一方面，消費升級趨勢下，印度成為手機高端市場重要的增量市場。機構Canalys分析師 Sanyam Chaurasia提到：“2023年，（印度）大眾市場發展仍緩慢。盡管如此，高端市場仍有望增長，從而推動整個市場的平均售價的增長。隨著（印度）可支配收入的逐步提高，消費者愿意在高端設備上花費更多。”
根據咨詢機構 Counterpoint 的印度制造服務的最新研究，在2022年， “印度制造”的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 3%。這一下降背后的主要因素是宏觀經濟導致的消費者需求低迷，尤其是在下半年。由于當地需求下降，特別是在入門級和中級市場，上一季度出貨量同比下降 19%。
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潛在增長依舊客觀。Prachir Singh認為，這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大量4G用戶升級到5G智能手機，二是功能手機向智能手機遷移的增加，高端化趨勢顯著。
常居印度新德里的Salari對這種變化體感很深。在她看來，過去身邊很多印度人對蘋果并沒有太大的興趣：“蘋果沒有零售店，而且價格很貴，大多數人會選擇蘋果以外的選擇，比如三星或聯想。”但隨著蘋果零售店正式落地印度，一切似乎都有所改變。Salari發現，新德里當地的蘋果零售店已經成為了印度年輕人和新中產的一個新打卡地。
印度手機消費市場在升級，蘋果自然也需要硬件“賺錢養家”。
最新季報顯示，在手機市場整體下滑的趨勢下，iPhone營收同比增長1.5%，貢獻了蘋果營收的半壁江山 ，且從硬件端36.7%的毛利水平來看，在大環境的成本壓力下，蘋果的硬件端的盈利能力依舊韌性十足。
除此以外，中美關系的日益緊張，或許也是蘋果加速印度布局的另一個關鍵原因。
美國國家法律和政策中心（NLPC）曾提交了一份豁免征求，指責中國2020年以來的疫情清零政策直接導致蘋果損失40億至80億美元，并呼吁蘋果公司股東“罷選”庫克連任CEO，理由是“庫克治下的蘋果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作者認為，今天的蘋果正面臨一場“清算”，蘋果正面臨政治、戰略和投資者方面的壓力，要求蘋果減少對于中國制造的依賴。
而回到蘋果這家企業本身，從供應鏈角度來看，蘋果重倉印度，實則是庫克“供應鏈宗師”的慣常操作。蘋果一直都是通過扶持供應商，通過轉嫁風險，保證自己不被卡脖子且獲得最大收益。
鐵打的蘋果，流水的果鏈。蘋果一直通過“扶持一個，牽制一個”的策略倒逼供應商升級，富士康與立訊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了搶訂單，上述果鏈間的競爭甚至一直打到了國外。
富士康董事長劉揚偉就曾公開指責，競爭對手在越南“挖墻腳”：“這些工廠看到富士康在哪建廠，就特地跑去廠區旁邊買一塊地，想用這樣的方式搭載順風車，并且靠高薪挖角富士康的人才迅速進入市場。”
供應商之間競爭越激烈，反映出蘋果對供應鏈的話語權越強。這一點，從蘋果穩中有升的毛利率水平就能看出“鏈主”地位的強勢。蘋果的毛利率常年維持在40%上下，作為對比，國產手機廠商的毛利率多在10%到20%之間浮動。
印度需要蘋果，蘋果也看好印度。眼下，蘋果的印度版圖已經取得了不俗的進展。
Counterpoint報告稱，在2020年，印度產iPhone僅占其全球產量的1.3%，兩年后這一數字上升至4%，預計今年將升至7%。去年，蘋果“印度制造”出貨量同比增長65%，產值同比增長162%，帶動蘋果在印度整體智能手機市場的比重從2021年的12%提升至25%。
短短一年時間，蘋果市場份額的飆升，離不開印度對蘋果態度的轉變。自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宣布“印度制造”戰略后，沿著“進口替代、吸引外資”的發展路徑，印度與蘋果正式進入了雙方的“蜜月期”。
（庫克與印度總理莫迪 圖片來源：twitter）
2016年5月，庫克在印度貢獻自己的“處女秀”后，一個月后，印度政府就決定放寬外國直接投資（FDI）規范，允許外國公司有限制地在印開展業務，其中包括單一品牌零售，這被視為給蘋果等科技企業“開綠燈”，為其在印布局提供了一定的緩沖期。
而緊隨其后的便是通過分階段制造計劃”（PMP）和“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等多項政策，加大優惠力度，降低蘋果科技企業在印投資布局的門檻，實則也是為蘋果游稅其供應商赴印給足政策端的排面。上述政策支撐加快了部分蘋果供應商在印布局的信心，比如富士康。去年6月至今，不到一年內，印度總理莫迪曾兩次會見富士康董事長劉楊偉。
蘋果與印度之間的雙向奔赴，似乎也讓分析師對這一新興市場充滿信心。根據摩根大通的預計，至2025年，蘋果將在印度生產四分之一的iPhone，而印度市場將為蘋果貢獻200億美元的年收入。
毋庸置疑的是，花費數十年時間與真金白銀，蘋果曾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多層次且高響應的供應和生產體系，已然將蘋果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緊密聯系在一起。
而這次押注印度，庫克與蘋果無疑是想要copy China，但一個關鍵問題也隨之而來：
印度能否接下蘋果？又能否復制這樣的“中國奇跡”？
一個最關鍵的阻礙是上下游供應鏈的成熟度與配套基礎設施的差異。
盡管在“印度制造”的高關稅政策下，已有一些手機及零部件生產廠商已在印度投資設廠，但與中國完備且快速響應的供應鏈生態相比，印度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蘋果公布的2020年全球200大供應商當中，一共有610個工廠參與了蘋果產品的制造。其中，中國大陸的工廠有259個，占比超四成，而印度僅有9個工廠。
換言之，打造供應鏈生態并非是只在當地建廠那么簡單。組裝廠搬走了，但組裝廠的一級二級三級供應商依舊還在中國。《金融時報》曾舉過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裝聲波焊接機，它可以很容易地在中國召集任意數量的公司并雇傭勞動力來做這件事。
而在印度，當前一些手機精密零部件以及產線上的大型設備依舊需要從中國進口，這對本就賺著辛苦錢的蘋果代工廠們而言，也無疑面臨著更大的成本壓力。
蘋果在印度的另一重阻礙則在于所謂的“人口紅利”。作為人口大國的印度，低勞動力成本是其區別于中國工廠的優勢之一。但具體到勞動力的水平與質量上，印度的勞動生產率遠低于中國，包括文化語言、勞工素質等問題，一方面，嚴重影響著產品的良率。此前已有報道稱印度生產商塔塔生產的 iPhone 外殼中，其良率只有 50% 。
這一點，先于蘋果征戰印度的中國手機廠商就深有體會。小米工程師為了讓印度的工人熟悉改造后設備的操作規程，曾特意編寫了一份英文教程。但是他們真正將這些教程發下去之后才知道，印度的官方語言眾多，很多工人由于根本不會英語，這些教程他們也看不懂。
另一方面，與國內工廠嚴格的管理體系不同，缺少“狼性文化”的印度工廠，難以創造出中國工廠的制造奇跡。且在超前的勞工保護制度下，也無形之中放大了企業的隱形成本。
決意與印度“分手”的蘋果代工廠緯創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據印度時報報道，因當地工人鬧事、工資短付、醫療事故等問題，緯創內部已認為印度當前環境不適合正常經營。
究其根本，實則是兩國營商環境的差異，中國手機廠商就曾在印度有過許多傷心往事。
雷軍就曾坦言：“小米在印度其實都是用財務和法務在對公司進行管理。”印度的法律制度被形容為“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包括小米在內的許多中國科技企業都曾在印度遭受類似的困境，花費巨大的精力應對印度地方各級部門的糾紛，應對隨時而來的各類禁令、查稅或罰款。
一位在印度從事多年投資業務的專業人士形容外商在印度投資就像是“戴著鐐銬跳舞”：“在印度投資需要交許多學費，是一門技術活，也需要運氣。”
一位在外企負責印度市場拓展的行業人士認為印度市場是“事兒多，預算少”：“經常是下了班突然發郵件讓我們交材料，條條框框特別多，很多材料涉及公司機密，說了無法提供，但還是追著要。”
又愛又恨，這既是中國企業對印度市場的準確洞察，同樣暗示了蘋果在這片神奇國度上即將面臨的挑戰。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宏觀的供應鏈、產業生態與營商環境，還是微觀的人力管理，蘋果在印度都無法復制中國過往的奇跡。
諾伊達，位于印度德里東南方向的衛星城，被稱為印度的“手機之都”，有人形容這里酷似早年的中國深圳。這里，四處廠房林立，每天都進出著各類品牌商與代工商。
自2013年開始，諾伊達成為了一片新淘金地，吸引著各類中國企業。手機品牌有小米、華為、OV、傳音等，ODM代工廠有富士康、聞泰、海派等，電池廠商則有欣旺達，其余手機配件有英通、小林電子、聯創等，上述企業共同組成了一條手機產業鏈與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每天應對著印度市場的變化。
這是中國手機廠商先于蘋果在印度打下的供應鏈基礎，但在蘋果頻頻示好印度下，果鏈巨頭們的態度其實也早已出現了分化。
此前，富士康、緯創與和碩3家臺企蘋果供應商已在印度生產蘋果，蘋果還與印度制造商Tata集團合作生產iPhone。
除了上述核心企業外，充電器組裝商偉創力與領益智造、數據線供應商正崴精密和零部件供應商捷普科技也都已在印度設廠。
其中，存在感最強的要數富士康。
最新消息顯示，富士康投資超5億美元在特倫甘納邦設立的工廠，已開始動工。此前，富士康也在班加羅爾科技中心附近買下了一塊占地約 120 萬平方米的土地，規劃產線數量在18條左右，預計2024年將投產。
根據《財經十一人》的報道，富士康的“野心”是，未來三年內，印度的產能可以與鄭州持平。
但反觀國內果鏈，針對印度市場，則表現出了不同的態度。
負責蘋果充電器組裝的領益智造此前曾通過收購賽爾康、LOM India和Nokia India Pvt Ltd等企業，布局印度市場，目前領益智造在印度清奈的工業園區已是印度第三大園區。據彭博社的報道，立訊精密、舜宇光學、“包裝龍頭”裕同科技和大族激光等企業也相繼獲得了印度的擴張許可。
但大多數的企業都表示出了觀望態度。立訊精密董事長、總經理王來春就表示：“公司在五年前就在印度做相應布局，目前仍處于觀察的狀態，需要謹慎一點，畢竟印度跟中國的狀態不一樣，其產業鏈生態的完善跟國家的建設和人才培育有關系。”
果鏈“包裝龍頭”裕同科技早在2017年開始便布局印度市場，但在印度的經營困難比想象中要難許多。2022年，在接受《新華財經》采訪時，其印度公司負責人就曾表示：
“印度的海關等部門經常要求企業在一天內上交所需資料，這對企業來說，有時很困難。為應對印度政府檢查，公司不得不聘請相關專業人士。這增加了公司的經營成本。”
而為蘋果提供藍寶石激光切割設備的大族光電在近期就“印度訂單情況”回復投資者：“公司2020年度印度地區營業收入占比不到0.2%，公司業務主要集中在國內市場。”
歌爾股份在回復投資者問答也提到：“是否在印度設廠需要結合公司的情況進行考慮，目前沒有在印度設廠的具體計劃。”
在成本與利潤導向下，短期內中國果鏈更關注的是，如何賺錢以收窄盈虧。梳理A股25家果鏈上市公司一季度財報發現，有19家歸母凈利潤同比負增長，其中12家同比跌幅超過50%，上述企業的合計歸母凈利僅為蘋果的3.8%。
因此，盡管蘋果有意印度，但對中國企業而言，考慮到成本優勢，上述企業似乎更愿意將目光放至與中國接壤且物流更方便的越南。
據財經無忌不完全統計，目前，歌爾股份、裕同科技、藍思科技、領益智造、美盈森、伯恩光學等中國供應鏈企業都已在越南設廠，從工廠類型來看，已覆蓋顯示面板，精密器件，芯片與玻璃蓋板等，呈現出明顯的產業升級趨勢。
盡管就產業生態而言，印度明顯更優于越南，但在三星的帶領下，越南也較已形成了初級組裝生態。有業內人士認為，越南目前處于產業發展初級階段，“很像早期的中國”，因此更容易與中國產業鏈形容協同，而非與印度的直接競爭。
另一方面，一些成熟的果鏈巨頭們也在尋找自身的“第二曲線”，擺脫“蘋果依賴癥”。例如，歌爾轉型XR硬件生產，立訊精密、藍思科技和欣旺達都已瞄準了新能源汽車領域。
可以肯定的是，“果鏈外遷”是必然趨勢，但“外遷”實則是一個中性表達。從歷史經驗來看，過度的外遷固然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但合理范圍內的產業外移實則是產業升級的過程，更有利于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當然，這既考驗著蘋果的供應鏈智慧，也對中國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顯然是一條更艱難的路，但注定是一條必須要走的路。（完）
庫克與印度果粉共同迎接在印第一家直營零售店的開業 圖片來源：twitter
在新一季財報發布后的電話會議上，庫克提到了20多次印度市場，他強調：“印度市場十分讓人興奮，那里的市場活力令人難以置信。”
蘋果新一季的財報顯示，在收入上，包括印度在內的亞太其他地區收入增長了15%，已達到81.19億美元，而曾經被蘋果視為增長引擎的中國，營收卻同比下降2.89%。
一邊上升，一邊下降，對與蘋果唇齒相依的“中國果鏈”而言，隨著供應鏈的轉移，收縮的信號已十分明顯。
蘋果代工巨頭緯創關閉了位于泰州的代工廠，包括富士康、昌碩等代工廠的用工缺口明顯收窄。一位負責長三角地區的招工中介表現出了從未有過的擔憂：“（緯創）曾經也是上萬人的大廠，如今也撤了，今年壓力很大”。一位在今年4月選擇離職昌碩的工人表示：“過去旺季一個月能掙到七八千，現在一個月加班滿打滿算也只有4000多。”
產業鏈下游的陣痛來自于上游“鏈主”。在中美博弈與全球消費電子的緩慢復蘇中，庫克再度使用了蘋果的“供應鏈藝術”，期冀在印度復制中國的奇跡。一位富士康印度園區管理層人士在接受國內媒體采訪時，這樣形容中印果鏈的生存狀態：“淡季期間，減產減的也是中國產能，印度全是滿產。”
種種跡象均在表明，果鏈加速轉移似乎已成為確定性的趨勢，但印度并非是理想中的“淘金地”。就在5月初，據印度媒體消息，緯創或從印度整體撤離，計劃在2024年解散其在印業務。
某種程度上來說，重倉印度，既是庫克與蘋果“復制中國奇跡”的野心，也是業績與政治雙重壓力下的一種無奈選擇。而“果鏈”集體奔赴印度，確實為印度崛起與蘋果帶來了新的市場機遇，但這種野心注定是脆弱的。中印兩國市場環境的巨大差異，讓蘋果copy China從一開始起，就是一場漫長的游戲。
本文主要嘗試解答三個問題：
1、庫克為什么這么愛印度？
2、印度能copy China嗎？
3、果鏈轉移，對中國企業意味著什么？
2016年，庫克訪問印度，在會見了印度總理莫迪后，庫克來到一座印度寺廟，在前額點上了紅點，以祈求蘋果在印度市場的好運氣。
如今，盡管庫克與蘋果將印度市場取得的耀眼成績寫在了明面上，但不可否認的是，從首次在印度銷售iPhone再到在這個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擁有自己的直營零售店，蘋果整整花了15年。
時間撥回2008年，當iPhone首次亮相印度市場時，不僅比美國晚了將近1年，也尚未出現排隊現象。如果梳理蘋果的印度之旅，正如庫克本人所言：“這是一段漫長旅途”，減速與加速同時存在。
事實上，盡管反復強調印度的重要性，但蘋果在印度市場的表現此前并不盡如人意。
2015年，蘋果在印度的年度銷售額才突破10億美元，蘋果在印度的市場份額也都很小，巔峰時期不過5%。僅從出貨量和年增長率來看，很長一段時間內，蘋果在印度市場都被列為“others”，排名靠前的是三星與眾多中國手機廠商。
減速的背后，是蘋果對印度市場反應的遲滯。一方面，在定價與產品服務上，在對價格極為敏感的印度市場上，蘋果依舊遵循了過往的商業模式與產品策略，放棄“機海戰術”，依舊堅持用高價與有限機型打動印度消費者，同時在產品服務商也缺乏對本土市場的定制化。
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印度的關稅政策限制，蘋果缺乏本地產能與本地直營店。在中國企業紛紛在“印度制造”浪潮下，迅速建設本土手機制造工廠時，蘋果則顯得漫不經心。
但轉折發生在2017后，從產品到組織到供應鏈再到政府關系，蘋果開始主動加速這段旅程。
一個最直接的信號，就是針對印度市場的降價策略。
蘋果借助大幅折扣吸引不同社會階層的印度用戶，同時區別于過去低調的營銷策略，借助銷售合作伙伴，為印度用戶提供更多元的支付選擇。
iPhone 11就曾是助推蘋果印度市場反彈的功臣之一。為了迎合印度的排燈節促銷，蘋果打出了“購買iPhone 11系，送AirPods”的廣告，并與Flipkart等在線合作伙伴推出了月付計劃。
另一個信號則是，蘋果也開始勸說其供應商布局印度，以保證本土產能與成本優勢。2017年，蘋果代工制造商緯創開始首次在印度班加羅爾組裝iPhone SE，2020年，在印度政府宣布的大規模電子產品生產激勵計劃的16家公司中，富士康、鴻海、緯創與和碩等蘋果代工廠均出現在這份名單上。
庫克本人也在頻繁向印度示好，盡管并未頻繁到訪印度，但在蘋果公司內部，印度市場地位正在提升。
根據彭博社報道，蘋果公司正在調整其國際業務管理層，印度也將首次成為蘋果公司單獨的銷售區域。此前，負責印度、中東、地中海、東歐和非洲地區的副總裁Hugues Asseman最近退休后，蘋果也有意提拔此前的印度市場負責人Ashish Chowdhary。
而蘋果目前主管全球供應鏈的運營副總裁Sabih Khan同樣也是印度人，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管理層變動均發生在蘋果對印度市場態度的轉變期。
Counterpoint高級研究分析師Prachir Singh向財經無忌分析：“在印度消費者中，蘋果一直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品牌。在過去幾年里，價格曾一直是一個障礙。然而，隨著蘋果制造和本地化的增加，蘋果通過提供各種優惠和融資方案，提高了iPhone在印度的接受度。”
看似重倉印度，但庫克也充滿著種種難以言說的無奈。
在業績增長與政治博弈等多重壓力下，印度成為了蘋果一個“不得不”的選擇。
首先，在業績與久無創新性爆品的壓力下，盡管庫克一直在強調“軟硬結合”戰略，但蘋果這幾年的營收支柱依舊靠iPhone掙錢，如何賣更多的貨，尋求利潤增長，作為新興市場的印度毫無疑問是一個新增長點。
一方面，消費升級趨勢下，印度成為手機高端市場重要的增量市場。機構Canalys分析師 Sanyam Chaurasia提到：“2023年，（印度）大眾市場發展仍緩慢。盡管如此，高端市場仍有望增長，從而推動整個市場的平均售價的增長。隨著（印度）可支配收入的逐步提高，消費者愿意在高端設備上花費更多。”
根據咨詢機構 Counterpoint 的印度制造服務的最新研究，在2022年， “印度制造”的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 3%。這一下降背后的主要因素是宏觀經濟導致的消費者需求低迷，尤其是在下半年。由于當地需求下降，特別是在入門級和中級市場，上一季度出貨量同比下降 19%。
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潛在增長依舊客觀。Prachir Singh認為，這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大量4G用戶升級到5G智能手機，二是功能手機向智能手機遷移的增加，高端化趨勢顯著。
常居印度新德里的Salari對這種變化體感很深。在她看來，過去身邊很多印度人對蘋果并沒有太大的興趣：“蘋果沒有零售店，而且價格很貴，大多數人會選擇蘋果以外的選擇，比如三星或聯想。”但隨著蘋果零售店正式落地印度，一切似乎都有所改變。Salari發現，新德里當地的蘋果零售店已經成為了印度年輕人和新中產的一個新打卡地。
印度手機消費市場在升級，蘋果自然也需要硬件“賺錢養家”。
最新季報顯示，在手機市場整體下滑的趨勢下，iPhone營收同比增長1.5%，貢獻了蘋果營收的半壁江山 ，且從硬件端36.7%的毛利水平來看，在大環境的成本壓力下，蘋果的硬件端的盈利能力依舊韌性十足。
除此以外，中美關系的日益緊張，或許也是蘋果加速印度布局的另一個關鍵原因。
美國國家法律和政策中心（NLPC）曾提交了一份豁免征求，指責中國2020年以來的疫情清零政策直接導致蘋果損失40億至80億美元，并呼吁蘋果公司股東“罷選”庫克連任CEO，理由是“庫克治下的蘋果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作者認為，今天的蘋果正面臨一場“清算”，蘋果正面臨政治、戰略和投資者方面的壓力，要求蘋果減少對于中國制造的依賴。
而回到蘋果這家企業本身，從供應鏈角度來看，蘋果重倉印度，實則是庫克“供應鏈宗師”的慣常操作。蘋果一直都是通過扶持供應商，通過轉嫁風險，保證自己不被卡脖子且獲得最大收益。
鐵打的蘋果，流水的果鏈。蘋果一直通過“扶持一個，牽制一個”的策略倒逼供應商升級，富士康與立訊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了搶訂單，上述果鏈間的競爭甚至一直打到了國外。
富士康董事長劉揚偉就曾公開指責，競爭對手在越南“挖墻腳”：“這些工廠看到富士康在哪建廠，就特地跑去廠區旁邊買一塊地，想用這樣的方式搭載順風車，并且靠高薪挖角富士康的人才迅速進入市場。”
供應商之間競爭越激烈，反映出蘋果對供應鏈的話語權越強。這一點，從蘋果穩中有升的毛利率水平就能看出“鏈主”地位的強勢。蘋果的毛利率常年維持在40%上下，作為對比，國產手機廠商的毛利率多在10%到20%之間浮動。
印度需要蘋果，蘋果也看好印度。眼下，蘋果的印度版圖已經取得了不俗的進展。
Counterpoint報告稱，在2020年，印度產iPhone僅占其全球產量的1.3%，兩年后這一數字上升至4%，預計今年將升至7%。去年，蘋果“印度制造”出貨量同比增長65%，產值同比增長162%，帶動蘋果在印度整體智能手機市場的比重從2021年的12%提升至25%。
短短一年時間，蘋果市場份額的飆升，離不開印度對蘋果態度的轉變。自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宣布“印度制造”戰略后，沿著“進口替代、吸引外資”的發展路徑，印度與蘋果正式進入了雙方的“蜜月期”。
（庫克與印度總理莫迪 圖片來源：twitter）
2016年5月，庫克在印度貢獻自己的“處女秀”后，一個月后，印度政府就決定放寬外國直接投資（FDI）規范，允許外國公司有限制地在印開展業務，其中包括單一品牌零售，這被視為給蘋果等科技企業“開綠燈”，為其在印布局提供了一定的緩沖期。
而緊隨其后的便是通過分階段制造計劃”（PMP）和“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等多項政策，加大優惠力度，降低蘋果科技企業在印投資布局的門檻，實則也是為蘋果游稅其供應商赴印給足政策端的排面。上述政策支撐加快了部分蘋果供應商在印布局的信心，比如富士康。去年6月至今，不到一年內，印度總理莫迪曾兩次會見富士康董事長劉楊偉。
蘋果與印度之間的雙向奔赴，似乎也讓分析師對這一新興市場充滿信心。根據摩根大通的預計，至2025年，蘋果將在印度生產四分之一的iPhone，而印度市場將為蘋果貢獻200億美元的年收入。
毋庸置疑的是，花費數十年時間與真金白銀，蘋果曾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多層次且高響應的供應和生產體系，已然將蘋果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緊密聯系在一起。
而這次押注印度，庫克與蘋果無疑是想要copy China，但一個關鍵問題也隨之而來：
印度能否接下蘋果？又能否復制這樣的“中國奇跡”？
一個最關鍵的阻礙是上下游供應鏈的成熟度與配套基礎設施的差異。
盡管在“印度制造”的高關稅政策下，已有一些手機及零部件生產廠商已在印度投資設廠，但與中國完備且快速響應的供應鏈生態相比，印度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蘋果公布的2020年全球200大供應商當中，一共有610個工廠參與了蘋果產品的制造。其中，中國大陸的工廠有259個，占比超四成，而印度僅有9個工廠。
換言之，打造供應鏈生態并非是只在當地建廠那么簡單。組裝廠搬走了，但組裝廠的一級二級三級供應商依舊還在中國。《金融時報》曾舉過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裝聲波焊接機，它可以很容易地在中國召集任意數量的公司并雇傭勞動力來做這件事。
而在印度，當前一些手機精密零部件以及產線上的大型設備依舊需要從中國進口，這對本就賺著辛苦錢的蘋果代工廠們而言，也無疑面臨著更大的成本壓力。
蘋果在印度的另一重阻礙則在于所謂的“人口紅利”。作為人口大國的印度，低勞動力成本是其區別于中國工廠的優勢之一。但具體到勞動力的水平與質量上，印度的勞動生產率遠低于中國，包括文化語言、勞工素質等問題，一方面，嚴重影響著產品的良率。此前已有報道稱印度生產商塔塔生產的 iPhone 外殼中，其良率只有 50% 。
這一點，先于蘋果征戰印度的中國手機廠商就深有體會。小米工程師為了讓印度的工人熟悉改造后設備的操作規程，曾特意編寫了一份英文教程。但是他們真正將這些教程發下去之后才知道，印度的官方語言眾多，很多工人由于根本不會英語，這些教程他們也看不懂。
另一方面，與國內工廠嚴格的管理體系不同，缺少“狼性文化”的印度工廠，難以創造出中國工廠的制造奇跡。且在超前的勞工保護制度下，也無形之中放大了企業的隱形成本。
決意與印度“分手”的蘋果代工廠緯創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據印度時報報道，因當地工人鬧事、工資短付、醫療事故等問題，緯創內部已認為印度當前環境不適合正常經營。
究其根本，實則是兩國營商環境的差異，中國手機廠商就曾在印度有過許多傷心往事。
雷軍就曾坦言：“小米在印度其實都是用財務和法務在對公司進行管理。”印度的法律制度被形容為“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包括小米在內的許多中國科技企業都曾在印度遭受類似的困境，花費巨大的精力應對印度地方各級部門的糾紛，應對隨時而來的各類禁令、查稅或罰款。
一位在印度從事多年投資業務的專業人士形容外商在印度投資就像是“戴著鐐銬跳舞”：“在印度投資需要交許多學費，是一門技術活，也需要運氣。”
一位在外企負責印度市場拓展的行業人士認為印度市場是“事兒多，預算少”：“經常是下了班突然發郵件讓我們交材料，條條框框特別多，很多材料涉及公司機密，說了無法提供，但還是追著要。”
又愛又恨，這既是中國企業對印度市場的準確洞察，同樣暗示了蘋果在這片神奇國度上即將面臨的挑戰。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宏觀的供應鏈、產業生態與營商環境，還是微觀的人力管理，蘋果在印度都無法復制中國過往的奇跡。
諾伊達，位于印度德里東南方向的衛星城，被稱為印度的“手機之都”，有人形容這里酷似早年的中國深圳。這里，四處廠房林立，每天都進出著各類品牌商與代工商。
自2013年開始，諾伊達成為了一片新淘金地，吸引著各類中國企業。手機品牌有小米、華為、OV、傳音等，ODM代工廠有富士康、聞泰、海派等，電池廠商則有欣旺達，其余手機配件有英通、小林電子、聯創等，上述企業共同組成了一條手機產業鏈與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每天應對著印度市場的變化。
這是中國手機廠商先于蘋果在印度打下的供應鏈基礎，但在蘋果頻頻示好印度下，果鏈巨頭們的態度其實也早已出現了分化。
此前，富士康、緯創與和碩3家臺企蘋果供應商已在印度生產蘋果，蘋果還與印度制造商Tata集團合作生產iPhone。
除了上述核心企業外，充電器組裝商偉創力與領益智造、數據線供應商正崴精密和零部件供應商捷普科技也都已在印度設廠。
其中，存在感最強的要數富士康。
最新消息顯示，富士康投資超5億美元在特倫甘納邦設立的工廠，已開始動工。此前，富士康也在班加羅爾科技中心附近買下了一塊占地約 120 萬平方米的土地，規劃產線數量在18條左右，預計2024年將投產。
根據《財經十一人》的報道，富士康的“野心”是，未來三年內，印度的產能可以與鄭州持平。
但反觀國內果鏈，針對印度市場，則表現出了不同的態度。
負責蘋果充電器組裝的領益智造此前曾通過收購賽爾康、LOM India和Nokia India Pvt Ltd等企業，布局印度市場，目前領益智造在印度清奈的工業園區已是印度第三大園區。據彭博社的報道，立訊精密、舜宇光學、“包裝龍頭”裕同科技和大族激光等企業也相繼獲得了印度的擴張許可。
但大多數的企業都表示出了觀望態度。立訊精密董事長、總經理王來春就表示：“公司在五年前就在印度做相應布局，目前仍處于觀察的狀態，需要謹慎一點，畢竟印度跟中國的狀態不一樣，其產業鏈生態的完善跟國家的建設和人才培育有關系。”
果鏈“包裝龍頭”裕同科技早在2017年開始便布局印度市場，但在印度的經營困難比想象中要難許多。2022年，在接受《新華財經》采訪時，其印度公司負責人就曾表示：
“印度的海關等部門經常要求企業在一天內上交所需資料，這對企業來說，有時很困難。為應對印度政府檢查，公司不得不聘請相關專業人士。這增加了公司的經營成本。”
而為蘋果提供藍寶石激光切割設備的大族光電在近期就“印度訂單情況”回復投資者：“公司2020年度印度地區營業收入占比不到0.2%，公司業務主要集中在國內市場。”
歌爾股份在回復投資者問答也提到：“是否在印度設廠需要結合公司的情況進行考慮，目前沒有在印度設廠的具體計劃。”
在成本與利潤導向下，短期內中國果鏈更關注的是，如何賺錢以收窄盈虧。梳理A股25家果鏈上市公司一季度財報發現，有19家歸母凈利潤同比負增長，其中12家同比跌幅超過50%，上述企業的合計歸母凈利僅為蘋果的3.8%。
因此，盡管蘋果有意印度，但對中國企業而言，考慮到成本優勢，上述企業似乎更愿意將目光放至與中國接壤且物流更方便的越南。
據財經無忌不完全統計，目前，歌爾股份、裕同科技、藍思科技、領益智造、美盈森、伯恩光學等中國供應鏈企業都已在越南設廠，從工廠類型來看，已覆蓋顯示面板，精密器件，芯片與玻璃蓋板等，呈現出明顯的產業升級趨勢。
盡管就產業生態而言，印度明顯更優于越南，但在三星的帶領下，越南也較已形成了初級組裝生態。有業內人士認為，越南目前處于產業發展初級階段，“很像早期的中國”，因此更容易與中國產業鏈形容協同，而非與印度的直接競爭。
另一方面，一些成熟的果鏈巨頭們也在尋找自身的“第二曲線”，擺脫“蘋果依賴癥”。例如，歌爾轉型XR硬件生產，立訊精密、藍思科技和欣旺達都已瞄準了新能源汽車領域。
可以肯定的是，“果鏈外遷”是必然趨勢，但“外遷”實則是一個中性表達。從歷史經驗來看，過度的外遷固然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但合理范圍內的產業外移實則是產業升級的過程，更有利于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當然，這既考驗著蘋果的供應鏈智慧，也對中國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顯然是一條更艱難的路，但注定是一條必須要走的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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